《突破主客觀限制  減少決策誤判》

	

				(自立早報,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五日)

     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上星期在西班牙所發表有關兩岸領導人會面的談話,果 
然為原己停滯的兩岸關係激起一波新的漣漪,官員與學者紛紛使出渾身解數試圖探 
究江談話的真正意涵。有人樂觀地解讀,認為這是大陸方面對李登輝總統就職演說
的正面回應;但也有人保持謹慎的看法,認為中共仍緊咬「一個中國」的政策,持 
續推行其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企圖逼台就範。

     同時,不僅北京方面不斷強調要對台北「聽其言,觀其行」,台灣方面也擺 
出要對中共聽言觀行的態度。毫無疑問地,如果兩岸之間在彼此放話之後,缺乏具 
體的政策與作為去落實所言,那麼台海僵局是不可能有所改善,甚至只會造成雙方 
更多的猜忌進而惡化兩岸關係。
	
     去解析「誰在何時何地對誰說了何話」所代表的涵義,並以此來作為政策制 
定的參考,基本上並無不妥之處。所應留意的,是如何以較嚴謹與客觀的態度去作 
出較正確的解讀。然而在國際關係的實際運作上,由於許多主客觀因素的限制,錯 
誤的認知與解讀卻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客觀因素的限制有可能來自資訊蒐集的困難與不足、時間的壓力以及來自對 
手的刻意欺瞞等等。在主觀因素方面,則可能源自於本身解讀的能力與個人心理偏 
好所限,而這往往是不容易察覺但影響卻是最大的。國際關係學者賈維茲曾經提出 
一些容易造成決策者錯誤認知的心理因素,頗值得吾人注意。

     首先,他認為人們較傾向於調整新進的資訊以求吻合既有的信仰與認知,而 
不是以最新的資訊來調整原有的信仰與對對手的看法。因此,如果中共己經認定李 
登輝是搞「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時,任何新的訊息只是用來合理化此一既有 
認知罷了。換言之,大部分的情況之下,新訊息的蒐集、過濾與解讀是用來證明自 
己原先的看法是正確的,而不是用來推翻原有的認知。如此的行為傾向當然加大了 
誤判的可能性。

     其次,學者與決策者很容易傾向於過早建立他們的理論與期望。具體而言, 
過早認定中共的善意或惡意都是容易造成無法客觀解讀資訊的障礙。但很矛盾的, 
許多的理論與政策都必須建立在一些對中共本質的基本假定之上。「大膽西進」與 
「南向政策」便是根植於對中共不同善意基礎的看法,而如此不同的先入認知自然 
會左右對中共行為的不同解讀。

     此外,在花費許多的時間與精力去規劃一項政策與作成一項決定之後,人們 
很容易認為自己所傳達給對手的訊息是十分清楚明確的。在進行完一連串的軍事演 
習之後,中共領導人會毫無疑問地相信,其所要傳遞給台灣的訊息是如水晶般的清 
晰。因此,如果台灣繼續推動大陸所不願看到的政策時,中共極易將其解讀為台灣 
的故意挑釁,而不會歸因於其所傳達訊息的不夠明確。

     再者,人們傾向於將對手視為較具敵意,但同時卻很難接受別人將自己的善 
意視為惡意。很明顯的,台海雙方在許多方面都自認表現了最大的善意,但卻同時 
認為對方不僅缺乏善意的回應,而且是處處懷抱敵意。對於對手言行的負面解讀以 
及對己方作為的正面肯定,正是目前兩岸僵局難解的一大因素。

     決策者也很容易將對手的政策作為看成是權力集中與協調一致下的產物,卻 
忽略了對方的決策可能同自己一般是分權之下矛盾衝突的妥協結果。台灣內部民主 
化對大陸與外交政策的影響中共方面如果不能有所體認,則很容易曲解台灣的種種 
作為。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將「務實外交」與「推動台獨」兩者所作的等同解釋。

     最後,決策者通常很難去體認,自己所認為重要的議題,對手竟可以視為不 
重要。對於恢復對談、領導人會面、一個中國原則、國際活動空間等議題,雙方在 
議程的安排與優先次序上都有極大的差距,而在堅持自己議程為主的前提之下,便 
容易造成從己方的角度去解讀對手的行為,錯誤的認知也自然容易出現。

     總之,兩岸之間的互動存在著許多極易促成錯誤認知的主客觀因素。當然誤 
判不一定帶來不好的結果。例如,假設美國事實上無意為台灣而戰,但中共卻解讀 
美國具有防衛台灣的決心,如此的誤判倒是有助於台海的和平。但令人憂心的是, 
以目前兩岸的猜忌對峙來看,錯誤的認知與解讀通常只會火上添油,製造更多的台 
海危機。因此,如何突破主客觀的限制,力求降低雙方誤判的機率,此乃從事兩岸 
關係解讀最重要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