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研究報告
  
民主轉型的原因、過程與民主鞏固
台灣與墨西哥的比較
沈有忠


第一章 前言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民主」的價值在本世紀經歷兩次世界大戰洗禮,加上本世紀末葉最大的共產國家—蘇聯的崩潰瓦解而步入民主政治之後,已經成為世界上廣泛追求的一種「比較不壞」的政治價值。
    當民主成為世界多數國家追求的政治價值時,與民主相關的討論也成為政治學界中主要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討論非民主經由轉型而成為民主的相關課題更是在多數國家開始民主化後成為比較政治中重要的議題。關於民主轉型的研究,討論的焦點大多集中在轉型的原因(起點)、轉型的過程(途徑)和轉型後民主鞏固的相關議題。
    這一篇報告處理的核心議題也是在於民主化研究,透過兩個CASE的比較,希望能夠對民主化的起因、途徑與結果有系統性的討論。在CASE的選擇上我選擇了台灣與墨西哥,主要原因有二:?我們生長在台灣,對這塊土地的政治發展充滿情感,對於台灣民主化後的未來也充滿期待。台灣的民主轉型可以說是相當晚近發生的,對於她為何由威權走向民主?轉型的過程與途徑為何?與她在民主鞏固上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為何?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去瞭解。?選擇墨西哥為比較對象是因為在這個領域上,墨西哥存在許多與台灣相似的環境與條件。首先,兩個國家在轉型前都屬於一黨威權(台灣由國民黨自1945年以後開始執政;墨西哥則是在制度革命黨PRI之下形成黨國威權體制)。第二、台灣與墨西哥在轉型前對社會的控制也十分相像(意識型態的封閉、反多元社會發展、政治菁英甄補的壟斷、軍隊為政黨執政的最終合法暴力來源等)。第三、兩個國家在1970年代同樣被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評為新興工業國家,這顯示兩國在70年代某些經濟條件上難分軒輊。第四、世界民主化浪潮中,台灣與墨西哥在轉型時間上接近,同被歸納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此概念由S.P.Huntington提出,已廣泛為多數學者所接受)。兩個國家在轉型中乃至於完成轉型之後,其執政黨都沒有倒台而繼續執政(墨西哥的制度革命黨雖然在1997年眾議院選舉只拿下相對多數的席次而沒能拿下絕對多數,且因為反對勢力結盟而淪為在野,但因為總統仍然由PRI黨人所獲勝,所以仍可視其為執政黨)。在這些極為類似的條件、背景之下,兩個國家的民主化研究十分值得取為比較研究的課題。尤其在兩個國家步入民主之後,現在的政治、社會、經濟等各方面表現卻出現大相逕庭的異狀(台灣的經濟持續發展、政治社會穩定,但墨西哥仍陷在經濟危機之中,且政治社會亦在被相互敵對的陣營輕易動員的緊張狀態中)。因此,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因素讓兩個背景條件如此相像的國家,在民主轉型後卻有如此大差異的表現?」
    透過歷史結構的分析,加上歸納式的比較研究,我希望能夠對這個問題提出初步的回答。不但能對兩國未來的民主鞏固提供思考方向,研究的過程相信也能對民主化的相關研究提出新的啟示和看法。

二、 文獻檢閱:
當民主化成為世界上主要的政治現象之後,相關的研究或著作在短時間之
內也大量問世。針對轉型的原因、過程或轉型後的民主鞏固等,都有豐富的討論。一般性理論的建構或一些個案的討論也相當完整。這篇報告所參考的文獻資料將有三大部份,第一是一般性的理論,用來對民主化的概念作完整的界定,同時參考成為報告的研究架構。第二是台灣的文獻資料,第三則是墨西哥的研究資料。
    首先,在民主轉型的原因與過程方面,S.P.Huntington在The Third Wave一書中提出了相當完整的架構,並且將發生轉型的國家做了歸納性的分類。依照Huntington的分類,民主轉型的原因可以歸納為?舊政權的衰落與當前權威的困境導致轉型(阿根廷);?經濟發展或經濟危機(前者如台灣、後者如墨西哥);
?宗教變遷(南韓);?國際因素(巴拿馬、台灣);?鄰近國家轉型的骨牌效應(東亞、拉美以及中、東歐洲)。這些因素同時也可能相互影響,更可能一起發生。至於轉型過程,Huntington整理出三種轉型的方式:?變革-威權政體本身的改變(台灣、墨西哥);?置換-舊有威權政治的推翻(阿根廷、葡萄牙);?移轉-政權變遷的談判(波蘭、韓國)。(參照附表一)
    除了Huntington在轉型上的分類以外,G.O’Donnell & P.Schmitter在1986年出版的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一書中也針對威權政體的轉型做一般性的理論討論。他們兩人以較宏觀的角度處理轉型的問題,在民主化的討論上他們是結合自由化與民主化一起討論。而轉型時的變遷則分成合法性問題、菁英互動、軍隊、經濟、市民社會等多個面向做討論。
    至於轉型後民主鞏固的討論上,J.Linz & A.Stepan在1995年出版成冊的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這一本書中提出相當完整的討論。依照Linz和Stepan的觀點,所謂的民主鞏固應該要在態度上(attitudinally)、行為上(behaviorally)以及憲政上(constitutionally)都能滿足民主政治的精神和基本要求。而同時在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依法而治(rule of law)、國家官僚(state apparatus)與經濟社會(economic society)等五個場域上分別達到一定程度的穩定與條件。關於這個部份我在文章中會再一一討論。Linz 和Stepan兩人在這方面可以說是提供了民主鞏固上相當完整的檢視指標。
    這篇報告將在上述這些架構上細部去分析台灣與墨西哥,在一般性的理論檢視之後,接著討論台灣與墨西哥兩個個案。
    台灣的民主轉型可以說是始自於1970年代,完成於1990末期,因此相關的討論研究在解嚴(1987)後也成為本土政治學界討論的主流。
    關於轉型前的台灣,有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做觀察。郭正亮教授從國民黨的方向做了從黨國建立到轉化的討論;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則是以歷史結構為研究方法,將時間序列作主軸把台灣從光復後到1991年做詳細介紹。依照郭老師在1988年6月完成的碩士論文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轉化1945-1988中的觀點,國民黨早期透過侍從主義(clientelism)對社會建立一種透過地方派系而具有穿透性、垂直性的控制。這樣的統治結構在官商分贓政治形成之後發生微妙的變化,地方非正式勢力的興起結合之前由侍從形式統治所遺留下的矛盾,使得衝突表面化。政黨與派系由原本由上對下的關係變成類似利益交易的平行關係,這些都加速了黨所不能控制的衝突,也將矛盾的張力擴充並且表面化。面對逐漸失序的社會控制,國民黨在黨外是放鬆對社會嚴厲的控制,在黨內則是加速本土化,企圖化解早期遺留下的省籍衝突。
    現任教於美國柏克萊大學的社會學專家Thomas B. Gold(高棣民)則是以依賴理論作基礎,以歷史結構作分析來討論戰後台灣的經濟如何在黨國之下成功擺脫依賴地位締造奇蹟,這個部份解釋了國民黨政權如何成功的把台灣在國際正當性的挫敗中重新以國內經濟奇蹟穩固並強化了政權在國內的正當性。
    之前提及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先生也是以歷史結構分析法在1994年完成了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這一本書。在書中將台灣從戰後國民黨的接收到90年代開始的修憲這一段時間的政治、社會等作了詳細的分析。依照若林正丈的觀點,台灣的一黨威權是建立在脫動員性的社會控制之下,而轉型的力量則是由省籍衝突所激起,這也成功反映在政權以本土化政策來化解危機的結果。若林正丈也對台灣整個的轉型視為是「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我認為這是解釋台灣民主化以漸進式來化解轉型過程中過多能量一次爆發的原因。關於這些我將在之後的章節再作深入討論。
    其他的學者像是倪炎元對台灣與韓國的轉型做比較、王振寰透過社會力量來分析、陳明通則是在菁英流動與派系上有所著墨。這些討論都對台灣民主化過程留下有條理的見證與系統性的分析。
    這些文獻在台灣的案例上提供我們珍貴的資料與認知,但是因為時間的因素,這些年來台灣的政治社會發生的重大變遷有些已經不是從前已完成的研究所能解釋。新黨和建國黨的建立、民進黨加速的轉型和進入體制內運作等都已經無法再由先前的討論來解釋。此外,多數學者以片段的切入做分析,也缺乏貫徹各個面向、系統性而完整的討論。基於此,這份研究企圖以先前諸位先進完成的基礎出發,更將時間序列向後拉到1998年柯江會談的時間,並且企圖組織性以各個面向作結合分析,最後並以墨西哥為比較對象來建立一個新的研究架構。
    在墨西哥的相關研究上也是十分豐富。國內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近年來有幾篇論文就是針對墨西哥此一個案的民主化做部份面向的分析。周昭芬於1995年完成的碩士論文—墨西哥民主化研究是從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將墨西哥的民主化做了討論。這篇論文在時間上、內容的廣度等方面都是國內對墨西哥研究較完整的一份論文。相較於郭正亮老師以國民黨為主軸、鍾琪在1992年的論文則是以墨西哥第一大政黨—制度革命黨(PRI)來看墨西哥的民主轉型。在另一篇由王芝琪於1997年完成的論文則是透過經濟發展到經濟危機的發生來討論了墨西哥的政治發展,從外債、金融危機的部份也是提供我們討論墨西哥民主化原因的主要文獻。E.P.Steven一篇Mexico in 1980s的文章中也對傳統墨西哥的社會結構作詳細的分析和介紹,在這篇文章中對墨西哥轉型前政黨對社會的控制與政治社會的特性有深入的介紹,也是提供我們比較兩國轉型前黨國對社會控制的文獻。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劉天鈞老師則是針對1994年墨國總統大選做了討論,這次的選舉被視為是墨西哥制度革命黨在總統職位上最後一次的勝利,和1997年眾議院選舉相較之下,是我們用以預測墨西哥2000年大選的重要指標。
    在這一方面,墨西哥的研究顯然豐富的多,在第一章時我曾經提到,台灣與墨西哥在民主轉型的討論上是兩個相當類似的案例,這次的研究是結合兩個國家做比較研究,而這方面的討論是目前幾乎沒有的。這一章的文獻檢閱一方面提供我們在比較或討論兩個案例上的基礎,一方面也希望能結合三大部份的文獻做總體性的比較研究。

表1-1  威權政權與民主化過程(1974-1990):
 

           政權類型

過程類型      一黨體制       個人獨裁       軍事政權       種族寡頭
變革          (台灣)        西班牙         土耳其
               匈牙利          印度           巴西
             (墨西哥)        智利           秘魯
             (前蘇聯)                      厄瓜多
              保加利亞                      瓜地馬拉
                                            奈及利亞*
                                            巴基斯坦
                                              蘇丹*
16               5               3              8
移轉            波蘭        (尼泊爾)       烏拉圭          (南非)
                捷克                        波利維亞
              尼加拉瓜                      宏都拉斯
               外蒙古                       薩爾瓦多
                                              韓國
11               4               1              5                1
置換            東德           葡萄牙         希臘
                               菲律賓        阿根廷
                              羅馬尼亞
6                1               3              2  
干預          格瑞那達                      (巴拿馬)
2                1                              1
總計
35               11              7              16               1

註:民主化的標準是,透過公開的競爭、全面的參與與公平選務工作的選舉來組織政府。
括號表示一個國家有了顯著自由化,但是到1990卻尚未民主化。
*表示一個國家恢復了威權體制。
資料來源:劉軍寧 譯、S.P.Huntington著  第三波 1996 p.129
三、 研究設計與章節安排:
這一篇報告的目的將是就兩個CASE在民主轉型與鞏固的議題上做初步
的、整合性的、比較性的討論。因此在大架構上將是以時間為主軸,就轉型前的背景、轉型的因素、轉型的途徑(過程)與轉型後民主鞏固的討論等四大部份做分析,而每一個部份先討論台灣與墨西哥個別的狀況,再系統性的歸納與比較,透過脈絡性、系統性的因果關係建立,最終將回答第一章所提出的核心問題,也就是回答是什麼因素讓擁有如此相似背景的兩個國家在轉型後的民主發展上卻有如此大的落差。
    在每一個部份裡,我將以歷史結構分析法做討論,然後在兩個CASE上以歸納比較的方式作分析。第一章我將先界定民主轉型與鞏固的議題上一些重要而基本的概念。由於這個議題的討論相當多,為了避免在概念上出現認知的混淆,將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必要且重要的。如威權統治、民主轉型、民主鞏固等基本概念將是第一章討論的重點。
    在第二章裡我將討論民主轉型前的背景,台灣與墨西哥在一黨威權的體制下如何掌握國家機器、如何垂直穿透性控制社會等是本章的重點。這一章細部的分析焦點將擺在黨國架構、黨國對社會垂直而穿透的控制、意識型態的特徵、政治菁英的流動、軍隊的角色等議題上。
    第三章開始做民主轉型的討論,首先討論的將是促使轉型開始的原因。歷史的關鍵起點?刺激威權政府權力下放與分享的因素?在這一章將透過比較回答這些問題。第四章則接續第三章的部份開始進入轉型過程的討論。民主化的序幕揭開之後,兩個國家分別是以什麼方式持續進行民主化?民主化的主軸是否能夠有效或穩定的帶動國家發展?
    第五章將進入民主鞏固的議題裡,兩個國家的轉型完成了嗎?民主政治鞏固了嗎?或是持續發展上的危機與困境為何?這一章也將呼應第四與第三章,討論兩國民主化的主軸是否有效的化解激起轉型的危機因素。最後一章將做一個結論,整理先前各章的重點,扼要的再將兩個國家整個民主化的前因後果作一個比較,最後將提出我的結論。
表1-2  研究架構:

        T(台灣)威權背景           T轉型原因        T轉型過程        T民主鞏固
內容:                        異同              異同              異同               異同
        M(墨西哥)威權背景        M轉型原因        M轉型過程       M民主鞏固
方法           歷史結構法     歸納    歷史結構  歸納    歷史結構  歸納  歷史結構   歸納比較
 
 

第二章 民主、民主化與民主鞏固
誠如前章所敘,當民主成為世界上普遍追求的政治價值之後,這方面相關議題的討論豐富許多。因此,為了避免在概念使用上出現混淆,在一開始釐清民主、民主化和民主鞏固等概念是重要的。
一、   民主:
    大體上來說,關於民主的討論許多研究學者賦予多樣而不同的指標,但若加以整理歸納,我們發現幾乎所有指標都可以被兩個面向包含進去,這兩個面向也就是R.Dahl在Polyarchy一書中提到的競爭(contestation)與參與(participation)。在這兩個面向上(公開而自由的競爭與普遍的參與)有許多基準點,像是各項公民的權利與權力、政治場域的競爭規則等。Dahl進一步提出民主的內涵,主要認為系統內成員有機會去表達、彰顯喜好,而政府能平等的來權衡這些喜好。其中他提出八項指標加以衡量,分別是?結社與參加社團的自由;?意見自由;?投票權;?被選任公職;?政治領袖爭取支持的權利;?不同的消息來源;?自由而公平的選舉;?使政府政策取決於投票與其他喜好表示方法的制度(R.Dahl 張明貴 譯 1989 p.4)。另外有一種較普遍的說法是:「一個涵蓋兩者的說法是討論政治最高決策者(個人或團體)是否經由公平、公正、公開且定期的選舉產生。而在這樣的選舉中,候選人可以自由爭取選票,基本上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權,而且選票價值不因種族、性別、財富、或社會地位不同而有差異」。(補充S.P.Huntington 劉軍寧 等譯 1996 p.5)
    我並不打算十分精細的提出民主實施所需要的條件,在政治快速發展與變遷,而各民族、各區域對於價值追求又不完全相同,有些太過於精細的衡量標準是無意義的。換言之,每個時間點、每個地區所追求的民主可能都有些許不同。在這裡我要強調的是,第三波的民主化過程中,他所代表的理想價值有絕大部份被上述的種種指標所涵蓋,我們可以說第三波民主化所要追求的政治價值就是塑造一個具有公開而自由的競爭與普遍參與的政治環境。
二、   民主化
    討論民主化自然是置於民主的討論之上,因此第三波民主化可以視為是由不具有競爭與參與的政治環境變遷到具有競爭與參與之政治環境的過程。值得強調的是,民主化是一種動態的過程,整個程序都是民主化的內涵。
    第三波民主化的的精神表現在許多場域上,而許多指標的達成並沒有一定規律或順序,而我們所關心的也不是一個國家完成多少民主所需指標,而是一個國家整體民主的達成。J.Linz & A.Stepan 認為整個民主化的完成在達成如下的共識:一個由選舉產生的政府,而這個政府的權力來自於自由、公開的選舉。政府有權產出新的政策,而立法、司法與行政的政治權力個別完整獨立,不用與其他部門分享。(J.Linz & A.Stepan 1996 p.3)
    較完整的民主化討論應該包括了起源、過程與完成後的持續。一個非民主政權走向民主的原因有很多,依照S.P.Huntington所做的歸納分析,致使第三波民主化開始的可能原因有?傳統權威價值或正當性的式微;?由經濟發展或經濟危機導致社會結構的變化;?宗教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發生變化,尤其是當宗教成為反國家威權的一股社會力量時;?國際因素影響政權變遷;?雪球式區域效應。(S.P.Huntington 劉軍寧 等譯 1996 p.50)這些因素可能單獨刺激政權開始民主化,也可能同時存在,或是持續影響政權穩定。至於民主化的過程是十分複雜的,我們幾乎不可能找到兩個CASE在轉型上過程完全相同,但是如果以政治權力變化的連續性或領導變化的行動者來做區分標準,大致上可以區分出三種主要的民主化過程。第一種是變革(transformation),由執政菁英領導的改革。第二種是移轉(transplacement),由執政當局與反對派聯合行動的變遷。第三種是置換(replacement),由反對派領導改革,推翻既存的非民主政權。(S.P.Huntington 劉軍寧 等譯 1996 p.128)這三種變遷過程雖不能仔細描繪民主化的過程主軸,但是在權力菁英的互動上(尤其是領導改革的力量)可以將絕大多數的變遷方式在其中做分類比較。
四、 民主鞏固
至於民主鞏固的部份,自然是在民主化完成後討論的問題。這類議題也是
晚進討論較為激烈的焦點。所謂的鞏固(consolidation)是指政權轉型後一種狀態的持續與穩定,這種持續與穩定很難再因其他因素而發生變化,即使變化發生,也是在基本價值不變的前提下發展。
    J.Linz & A.Stepan針對民主鞏固提出三個面向五個場域的討論。這三個面向分別是行為的(behaviorally)、態度的(attitudinally)與憲政的(constitutionally)。在行為的面向上,一個鞏固的民主政權其範圍內所有行動者不能以建立非民主政權為目的,或以暴力或藉助外國力量來達到其目的。在態度方面,一個鞏固的民主政權其所有人民皆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治體制,即使國家處於危機之下也是如此。在憲政方面,一個鞏固的民主政權其所有行動者皆能依法而為,即使發生衝突也能依法定程序競爭、解決。(J.Linz & A.Stepan 1996 p.5)至於民主鞏固的五個場域上,J.Linz & A.Stepan則分別就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依法而治(rule of law)、可用的國家官僚(state bureaucracy)與經濟社會(economy society)等五個場域來討論。
在公民社會上,必須要有自主性、自由且活潑的公民社會。在政治社會上,要發展出相對於國家之外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政治社會,行為者透過競爭來取得控制國家機器與公權力的正當性。在依法而治的場域上,主要是強調由法律來保障人民各項自由權與獨立的社團生活,這相較於其他強調個人權威(人治)的非民主政權而言是十分具意義的。國家官僚的可用性在強調民主政治之下的政策能夠透過一批有權威的官僚加以貫徹實施,有些民主政體缺少可用的官僚系統,因此公民權不能獲得保障,公民的需求也無法被滿足。此類的問題還存在於由前蘇聯瓦解後產生的新興民主國家。至於最後一項經濟社會方面,純粹的市場經濟(marked economy)或指令經濟(command economy)都無助於民主的鞏固。
一個滿足民主鞏固的經濟社會應介於兩著之間,國家適時介入維持市場的正義與穩定。(J.Linz & A.Stepan 1996 pp.7-12)
    Linz & Stepan所建構的這一組指標,以現今而言十分適用於民主鞏固的議題,其涉及面向也十分廣泛,將是我在後面討論實際case時所引用的主要架構。至此,我們將民主、民主化、民主鞏固等概念做了初步討論。接下來將就台灣與墨西哥兩個case做實際討論,首先討論的是兩國在轉型前的背景。
 
 
 
 
 
 
 
 
 
 
 
 
 
 
 
 
 
 
 

第三章 轉型前的台灣與墨西哥
    在進行民主化討論之前,就其先前非民主政體的特徵進行分析是重要的。瞭解其轉型前的背景與條件可以延伸到民主化起點與過程的討論,也使整個案例討論上更加完整。在這一個部份,我擬將轉型前的政權特徵分類討論,討論的範圍包括?意識型態?政權結構(黨國體制)?社會狀況?菁英流動等與其他較次要的部份。
一、 意識型態
國民黨政權自1949年全面撤退來台之後,在意識型態上是全面堅持封閉,
基本上說來,國民黨由上而下型塑的意識型態也就是官方堅持的意識型態有四個部份:?大中國意識與收復大陸失土?反對共產主義與打倒共產叛亂集團?實行三民主義?由國民黨與蔣主席(蔣總裁)的領導下完成上述目標。(陳明通 1994 p.94)國民黨透過國家機器的掌控不但不准許其他意識型態的出現,更強制規定人民接受此套意識型態,透過各種機制,尤其是教育機構將此套意識型態根植於普羅大眾,藉此鞏固國民黨與蔣氏的領導霸權地位。
    在墨西哥方面,整個國家在1929年完全由制度革命黨(PRI)掌控之後,該黨革命的精神與意識型態就成為國家奉行的準則。墨西哥的社會雖然階級分明,但是缺乏有影響力、有組織性的次團體,加上整個國家機器被執政黨壟斷,意識型態也成為制度革命黨拿來鞏固其霸權地位的手段。因此整個社會也是對意識型態高度的封閉。
    由於兩個國家對意識型態的獨霸與封閉,在統治基礎上都被引為穩固統治基礎的工具,當意識型態發生轉變時,也就是象徵威權體制發生質變或是轉型的前兆。關於此點我們後面會再討論。
二、 黨國體制
這一小節是十分重要的一個部份,是關於整個國家與執政黨的結構。
台灣與墨西哥在政黨體系上都可以歸類為一黨獨大的體系。台灣的威權是建立在以國民黨為核心的黨國架構上,依照鄭敦仁所提出的「疑似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quasi-Lennist regime),國民黨政權具有如下的特徵:?黨機構平行且控制國家官僚體系?由政黨透過軍中政工系統控制軍隊?存在外圍化、無力化的友黨?透過黨分會對社會各階層勢力進行控制?政黨決策在決定上採用民主集中制。(若林正丈 1994 pp.32-33)換一個角度看,所謂的「黨國」是指政治權力的二元一體。在制度上,黨與國家分別有其組織架構,但實際上幾乎重疊,而且是由政黨領導國家,政治菁英的甄補透過政黨來進行,社會則是被政黨高度滲透、壟斷與凍結多元發展的可能。(倪炎元 1994 pp.104-105)
    國民黨於1949年挾其龐大而完整的黨政軍集團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整個國家社會都在控制之下。在制度上,國民黨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8年3月)、戒嚴令(1949年5月)等將政治空間合法壓縮,憲法部份遭到凍結,而基於這些法令所成立的情治單位(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更是合法化取代司法機構,破壞人權保障。以戒嚴令為基礎而陸續頒佈的黨禁、報禁等禁令,都加速國民黨建立其威權政治的基礎。整體來說,國民黨透過對國家機器的完全控制、中央民代選舉的凍結、以白色恐怖和穿透控制來壓抑民間反對勢力、總統權力的擴張、行政體系的肥大等,都有效使國民黨能合法且直接的控制整個台灣的政治環境。
    在非制度面上,國民黨也透過對地方菁英的控制來支配社會。由於國民黨是撤退來台,在台灣沒有健全的權力基礎,因此必須與地方派系結合才能有效取得統治的合法和正當性。國民黨建立一種侍從的關係對既存的地方派系進行控制,以地方性的利益換取派系對政黨的忠誠,建立一種獨佔式的利益輸送關係。國民黨以龐大的政經資源加上如下的手段來控制地方派系並防止其過度成長或失去控制:?輪流提名地方派系或使地方首長、議長分屬不同派系,藉此製造矛盾。?扶植新興勢力或空降新勢力來制衡原有的地方派系。?提高派系人物異動,防止個別勢力坐大。(郭正亮 1988 pp.58-59)
    此外,之前提過的軍方勢力也是在政工系統下成為國民黨最後武力的合法來源,更加肆無忌憚的建立其獨霸式的威權主義。整個雄厚、健全的黨國體制於是建立,統治台灣數十年之久。
    在墨西哥方面,1910年的大革命造成社會發展的停滯,多數的政治菁英都有建立一個全國統一性政黨的共識,因此在1929年由已卸任的總統卡耶司(Plutarco Elias Calles)以全國200多個地方黨派為基礎組成了革命國家黨(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PNR)。這個政黨以勞工和農民定位,主要理念為制度化和社會改革。為了持續吸收國家內各階層勢力,PNR內部在1938年完成改組,同時更名為墨西哥革命黨(Partido de la Revolucion Mexicana—PRM)。PRM內部的四大組織也反映了墨西哥社會四股重要的階級勢力:代表農民的農業部門;代表勞動者的勞工部門;代表軍方勢力的軍方部門;代表廣大普羅大眾的群眾部門。PRM將社會主要的階級吸收在政黨之內,使得社會上的矛盾或衝突可以被政黨包容。換言之,所有的競爭和衝突在黨內發生,表現於外的仍然是相同一致的決議,階級的紛爭在黨內進行,不會波及大眾,而最後的候選人也都以PRM的黨籍來競選。
    1940年,軍方部門被裁撤,PRM正式以群眾、農民、工人為其基礎。
    到了1946年,執政黨為求全面掌控社會,改變原本「為勞工的民主而努力」的政治訴求,並以「民主和社會正義」為新的政治訴求,施政目標已經涵蓋所有階層。由此可知,墨西哥一黨獨大的基礎是建立在不斷吸納社會力量,不斷膨脹其組織,包容所有成員,企圖不讓矛盾或衝突擴張到政黨分離對立的地步,也因為此,控制國家機器的政黨可以完全駕馭官僚體系,充份利用政治資源,同時在施政上保持政黨理念的一致性。
PRI以後的墨西哥,其群眾基礎已經穩固,而掌控之政治資源也已經十分徹底,面對零星而微弱的反對力量,PRI改以制度上的手段來壓制他們的發展。就這個方面而言,最顯著的在於選舉制度的嚴苛,透過選舉法規的限制,反對力量完全沒有發展空間,也無法進入體制之內。依照墨西哥於1918年制訂的憲法規定,18歲以上的已婚男子或所有21歲以上的男子均有投票權,而組黨門檻則相當小,所以全國地方黨派極多。到了1929年PNR成立之後,選舉法規開始修改,到了1946年的選舉法規有如下規定:?官方政黨(PRI)決定選舉流程;?組黨人數由100人增加為三萬人,並且在2/3個州以上各有一千名以上的黨員分配;?執政黨有權力決定新政黨的合法性與否。
    至此我們不難發現,墨西哥的一黨獨大在早期是藉由不斷擴充黨員,使政黨有效包容社會的主要階級,化解階級矛盾成為動員反對力量的可能。而到了40年代以後,PRI變成以選舉制度作為合法性的護身符,完全不讓反對力量有合法成長的空間。值得一提的是,PRI除了以選舉制度限制反對勢力的成長,也採用類似台灣國民黨對地方派系所用的依持主義來與社會地方勢力建立利益交換的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面將配合整個社會情形做討論。
三、   市民社會與菁英流動
討論威權主義下的市民社會是靜態的,台灣與墨西哥在一黨威權統治下,市民社會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發展空間。在比較兩國的案例上,是討論兩國的統治階層如何有效壓制市民社會。在台灣方面,國民黨是軟硬兼施,在法規的限制上除了之前所說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和戒嚴令之外,國民黨也對主要社會團體伸出控制的觸角,在各地農會、工會、漁會、甚至學生活動,都是主動涉入。由於國民黨在法規設計上規定:「在同一地區內,同一性質、同層級的人民團體只能有一個。」(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第八條)因此在階級政治上,國民黨運用其嚴密的黨組織以下面幾種手段嚴格控制與壓制了市民社會自主化或組織化的可能。?黨國體制主導團體組織,取得重要團體的領導權。?對於已經成立的社會團體,由黨組織有效滲透,取得領導權。?對於想成立與黨敵對或競爭的團體,或企圖脫離黨主導的團體,利用上述條文搶先成立同性質御用團體加以妨礙。對此,若林正丈謂之「排他性、脫動員化的統合主義」(若林正丈 1994 pp.123-125)
至於菁英流動方面,國民黨雖然持續舉行基層選舉,但是龐大的、全面而嚴密的黨組織幾乎將選舉完全吸納在黨的控制之下。陳明通在1990年針對省議員當選的組成比例所做的研究發現,當選為省議員其在社會上參加的團體多為黨組織、救國團、後備軍人組織、農、漁、水利會、工商業會、體育會…等單位。(陳明通 1990 p.135)從上面一段我們已經得知,國民黨對主要的社會團體都能有效加以控制,換句話說,這些當選為省議員的地方菁英都是在國民黨的操控之下。從省議員為例,我們同樣能發現多數的菁英流動都是在國民黨的影響下進行,整個社會流通的管道也是在國民黨的控制之下。除此之外,我們之前提及的侍從主義也是國民黨用以控制、壓制地方菁英的手段。
在墨西哥方面,社會中的活動力量是巨大的,階級政治的狀態拉緊了社會活動的空間。換言之,市民社會的活動完全在階級對立下展開。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已經知道墨西哥的PRI是建立在以勞工、群眾、農民、軍人的基礎之上,透過包容主要階級勢力,吸納階級力量來化解階級衝突成為動員市民社會的可能。另一方面,墨西哥社會上的團體也多在PRI的控制之下。依照PRI黨章規定,官方的工會成員必須是PRI黨員。另一項關於宗教的規定,則是以政教分離的原則壓制教會的法律地位。類似此類的規定,都是PRI用以防堵市民社會失序或是成為反對力量的可能。
在菁英流通的方面,PRI是以家庭(宗親)、朋友等基礎為核心建立一個同心圓式的統治集團,換言之,能夠進入政治核心的「菁英」都對此核心有一定程度的忠誠,而不是依照能力或選民基礎。(Wiarda & Kline 1985 p.413)除此之外,墨西哥在對地方的控制上也是以侍從主義為基礎,進行垂直式的穿透控制。由於PRI掌握完整的政經資源,因此以部份的資源、利益拿來和地方菁英交換支持的忠誠是十分可行的。透過此機制,PRI得以在地方上獲得普遍的支持,各階級勢力都能和PRI保持一定利益交換的關係。

四、   結論
    我們歸納以上的討論,可以將兩國在威權時期一些統治上的特徵做如下的整理:
?兩國的威權體制是以一黨獨大式的黨國體制為基礎。(台灣以國民黨、墨西哥
  以制度革命黨)
?兩國的威權體制都在意識型態上有所堅持或嚴格限制,不讓其他意識型態有 
  發展的機會和空間。
?兩國的市民社會在政黨有效操縱下呈現乖順的靜止狀態。
?兩國的執政黨控制市民社會手段類似:
  KMT-法規限制、侍從主義建立與派系利益交換的關係。
  P R I-法規限制、侍從主義建立與地方鄉紳(宗親)利益交換的關係。
?兩國菁英流通都在政黨影響或操控下進行。
    而兩國在部份細節上也出現一些差異:
?意識型態上,國民黨是建立獨佔式的官方意識型態,墨西哥則是反對任何意
  識型態的出現。
?市民社會的操控,國民黨是脫動員化使其在影響下呈現靜止,墨西哥則是吸
  納社會階級力量,使矛盾在黨內就被化解,不至於波及廣大普羅大眾。
?菁英流通上,國民黨以黨為基礎,而制度革命黨則是以人際關係為基礎。
 
 
 
 
 
 

第四章 民主轉型的原因與起點
    討論完台灣與墨西哥在威權體制統治上的一些特徵後,這樣的威權體制對社會獨佔式的控制,在什麼原因、什麼時機會出現變化?在這一章我試圖單純的就台灣與墨西哥轉型的歷史關鍵起點做討論。
一、 台灣
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建立的威權體制發生轉型可以說是合法性出現危機所
致。國民黨政權在1949年植入台灣後,始終堅持其「中華民國」的正統性,也就是堅持其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性。在台灣以在大陸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堅持對大陸的法統,在國外則是透過美國、聯合國等來保持其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法統。然而,隨者中國(中共)不斷在國際上提昇其地位,國際間也漸漸接受中共代表中國大陸亦即中國的事實,在1970年代,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因其人口、領土、國勢等已經不得不被國際間承認。相反的,國民黨在台灣所做的堅持則在國際上屢遭挫敗。這個危機的出現直接衝擊到國民黨政權的維繫,因此,國民黨不得不以加強島內執政的正當性來化解執政合法性的危機。我們很清楚可以發現,國民黨開放第一次中央民代的時間是1972年,而前一年(1971)正是台灣離開聯合國的一年。
    「中華民國」對外發生正當性的危機,對於島內執政的國民黨而言是相當大的衝擊,象徵其執政法統在國際上的消失。而國民黨因應的方法是是強化國內的統治正當性,實際上的策略就是逐步開放各階層選舉與「台灣化」的方向。關於轉型後續的發展,在下一章會做討論,因此我們在此得到的結論就是:台灣的民主轉型,在歷史上的起點是台灣國際地位的挫敗,可以將退出聯合國的1971年視為一個階段的開始。
二、 墨西哥
至於墨西哥,PRI之所以能夠維繫其執政地位,能夠堅守其黨國架構,有
很大部份的原因在於PRI帶領墨西哥在經濟上有卓越的成長表現。墨西哥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表現上,於60年代高居全拉美之冠,創造匹美「台灣奇蹟」的「墨西哥奇蹟」。而這個成就也給了PRI在執政上合法性的保障。(周昭芬 1995 p.21)因此,一旦墨西哥的經濟不再穩定成長,表現甚至開始下跌或出現危機時,政權的合法性地位就出現嚴厲挑戰。80年代早期的石油危機,加上墨西哥因應的經濟政策失當,使墨西哥在1982年出現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次的危機使人民對PRI的施政產生不滿,在選舉上也直接反應此一現象,1982年的地方選舉,無論PRI如何舞弊,都不能改變11個大城市由在野勢力贏得勝利的事實。同年的總統選舉,PRI提名的德拉馬德里只獲得70.99%的選票,這是PRI執政以來最差的一次表現。這次選舉,PRI雖然佔盡選舉法規上的優勢,同時也照舊的採用舞弊的手段,但是人民的不滿仍然透過選票結果表現出來。       
    墨西哥的不公平選舉是舉世聞名的,長期的舞弊造成人民對選舉的不信任,PRI在舞弊下屢創新高的得票率(1976年的總統大選,PRI提名的候選人波爾狄尤甚至獲得100%的得票率。)雖然造成人民普遍不滿,卻因為其在經濟上的優越表現而沒有激起人民太大的反彈。因此一旦在經濟上出現危機,政策失當加上長期以來對選舉舞弊的反感一起引爆開來,激起墨西哥人民要求改革的聲浪。所以綜觀墨西哥,可以將80年代的經濟危機視為一個起點,在經濟危機之後,PRI不得不逐漸開放選舉的公平性以換取人民對其持續的支持或是化解不滿。
 

三、 結論
我們在第一章曾就民主轉型的原因做過初步的討論,若將台灣與墨西哥作
分析,可以發現以Huntington的分類而言,台灣在經濟發展成熟之後,市民社會的逐步開展加上國民黨在國際上法統正當性出現危機進而促使威權政體轉型。所以可以視為是國內經濟發展加上國際因素兩個原因一起使威權政體走向民主轉型。而墨西哥方面在經濟成功發展後又跌入經濟危機之中,單純的經濟危機加上長期選舉不公帶給人民的不滿,終於使得墨西哥的威權走向開放,原本封閉的市民社會也加速的成長開來。
第五章 轉型的過程
    討論威權轉型的過程是將焦點擺在民主化與自由化之上。換言之,民主轉型在民主化的內涵上是討論一個由非公平、公正、公開,且不具有普遍參與,沒有公平競爭所產生的政府如何轉型而具備這些條件。在自由化的內涵上則是討論各項人權如何在受到限制甚至迫害下變成有保障。台灣與墨西哥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上因應不同危機而有不同發展,這是本章介紹的重點。
一、 台灣—本土化與民主化的結合
台灣的威權主義是建立在以政黨為核心的封閉性政治環境上,而這個政黨
又以蔣氏為中心的外省集團所掌握。換言之,「封閉」的對象是封閉本省菁英向上流通的管道和空間,國民黨建立省籍的門閥,使台灣社會的矛盾在省籍之間累積,之後摧毀黨國威權、推動民主化的主要力量也是在本省菁英上,尤其是黨外的本省菁英。
    國民黨面對70年代以後的國際正當性危機,不得不以加強國內的正當性來因應,在策略上就是以化解省籍矛盾為目的,而實際的手段則是在國會開放部份增額補選和政策用人的本土化(台灣化)上面。在國會的改革方面,長期以來國民黨以一批不改選的萬年國代來代表對中國統治上的正當性,這樣的法統沒有透過選舉來增加其正當性,因此在國民黨改革時被批評最為嚴厲,也首當其衝的率先被修正。早期國民黨是開放部份名額的補選,1972年第一次開放的補選,其名額之少雖完全無法撼動國民黨在國會的支配優勢,但是已經開啟黨外勢力進入國會內的管道,因此象徵意義大過實質意義。這次的補選,黃信介、康寧祥等黨外人士當選,開啟黨外反對勢力進入國會的先端。持續的進行補選或部份改選雖然是國民黨要用以增加其正當性統治,但是實際上所看見的是黨外勢力迅速成長和結構組織化。
    在本土化方面,黨內欲藉拔擢本土菁英來化解省籍衝突,在「吹台青」浪潮下,國民黨本省籍政治菁英向上流通快速,而且人數眾多。1972年蔣經國的新內閣組成,台灣人入閣人數從3人增加為7人,之後陸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連戰等五人擔任台灣省主席。(若林正丈 1994 p.184)黨外的本土菁英加速成長加上黨內本土菁英向上流通,台灣的民主轉型可以說就是建立在本土化的主軸之上。
    黨外勢力的成長方面,增額選舉的舉行無疑是政治菁英進入體制的最大突破。原本在黨禁之下零碎而無組織的反對勢力,透過一些雜誌的帽子進行整合,並且開始要求言論與結社的自由。「美麗島」雜誌的創辦是整個整合過程的高峰,從1972年的黃信介、許世賢,1977年省議員選舉當選人張俊宏、林義雄、余陳月瑛、邱連輝,1978年的王拓、陳鼓應、楊青矗、姚嘉文、呂秀蓮、陳婉真、黃煌雄等等,在1979年美麗島雜誌成立後迅速整合起來。同年發生的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讓台灣社會接受一次衝擊,開啟第二階段的黨外運動。未被國民黨鎮壓的康寧祥集團、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的家屬與辯護律師、加上部份黨外新生代形成這一波反對勢力的主流。(若林正丈 1994 pp.209-210)這一波的抗爭在於加速建立組織化反對團體,與建立日後組織政黨的基礎。由新生代邱義仁、吳乃仁、林濁水等人發起的新潮流雜誌是這一波力量的代表。
    1986年民進黨成立,這是台灣政治民主化的一大突破,黨外勢力的結合,並成立政黨,挑戰長期以來國民黨對政治的獨霸地位,也將台灣的民主轉型拉開新的一頁。隨著民進黨的成立,國民黨政權也於蔣經國去世後面臨分裂的重大危機。由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與李煥、俞國華等人為核心的非主流派多次在重大政策(尤其是人事任命案)決定上起爭議,以往黨主席的權威已不復見。高層的破裂連帶使地方派系出現自主性增加的情況,傳統由黨支配派系的侍從主義已經逐漸變成平行的利益交換關係。之後1989年的中央民代增額選舉,國民黨雖然在席次上獲得70%的多數,但是得票率已經下跌到58%,首次降到六成以下。民進黨有效整合在野力量,國民黨內部領導權力的複雜化加上派系自主力量的浮現共同造成了這個結果。
    發展至此,對民進黨而言是由零散的的反對力量透過整合組織增加政治競爭能力,並且逐步由體制外進入體制內。對國民黨而言,不但一黨威權出現鬆動,本土化衝擊下也連帶使黨結構出現危機,同時因應選戰,國民黨在意識型態上也出現轉變,走向較為務實的目標。
    1992年的國會全面改選使台灣民主轉型進入新里程,此時國民黨由李登輝領導的態勢已經確立,而因應選舉路線也使國民黨走向較為務實。國民黨在李登輝領導的時期,一方面繼續本土化的政策,一方面在國會生態上出現變化。從前國民黨透過對地方派系的操控在國會與地方上均建立有效而垂直的支配,但是由於李登輝不像蔣中正、蔣經國般屬於強人領導,因此在國民黨內部出現領導的複雜化,也增加了派系在地方和選舉時的自主權,國會內也從垂直的支配變成平行的派閥結盟。這樣的改變加上民進黨不斷的成長,使台灣政治上的競爭變得複雜,也加速了民主化的腳步。1993年8月,國民黨14全大會召開前夕,派系競爭的張力大過國民黨內部包容力,部份黨內菁英離開國民黨組織了新黨,這給國民黨帶來兩面衝擊。就負面影響而言,新黨的成立無疑拉走許多國民黨統派的支持者,影響了國民黨在選舉時的表現。1995年立委與1996年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上,國民黨得票率雙雙跌破50%說明此一現象。另一方面也有正面的影響,新黨成立也將國民黨在光譜上向中央推擠,給了國民黨擺脫大中華意識包袱的機會,更加務實的爭取中間的選民,死硬的統一意識則巧妙的落在新黨身上,打開國民黨未來爭取選票的空間。
    民進黨方面,從體制外走入體制內,民進黨也逐步轉型因應選舉,亟欲擺脫傳統暴力、急獨的形象。在不斷修正政黨訴求的情形下,相同的問題也發生在民進黨身上。1994年省長,1996年總統大選上,民進黨得票率遠不及地方選舉,因此加速民進黨在統獨問題上的調整,急獨力量因此脫離民進黨在1996年10月成立建國黨。建國黨的成立對民進黨也是兩面的衝擊,急獨的色彩因為建國黨成立而沖淡許多,而另一方面拉走的支持者其比例卻遠小於新黨對國民黨的影響。因此在1997年地方首長的選舉時,民進黨本身成功的轉型加上國民黨受到派系自相殘殺的影響使民進黨一口氣拿下12個縣市成為多數,國民黨則首次在地方淪為少數。至此,民主轉型可以說是完成,不但政黨競爭帶來的政治民主化漸漸成熟,選舉的層次也提高到總統,而政黨輪替更是可以預見!
    至於人權的部份,雖然現在還有些盲點(軍隊人權問題),但是隨者民主化所開放的人權(從解嚴到黨禁、報禁的開放)也是台灣的自由化進展快速。從司法漸漸獨立後,台灣的自由化也隨著民主化一起完成。
    我們小結台灣的民主轉型,可以發現在70年代以後的民主化由政治本土化為起步,過程尚稱平和順利,與自由化相互發展在90年代中期趨於完成。
二、 墨西哥—逐步透明公正的選舉
關於墨西哥,我們之前說過,PRI是藉由選舉的壟斷、舞弊,加上諸多法
規對競爭者限制來保持其執政優勢。雖然PRI將社會主要的階級力量都吸納在黨內,但這只是將階級間的競爭換個場域進行,將影響力縮小罷了。要徹底化解階級間的對立和矛盾,PRI並沒有辦法做到,因此,即使在黨內也出現右傾、左傾等派系,這些力量的累積是日後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來源,而整個轉型的主軸則是逐步達成選舉的公平性。
    在前一章我們知道,墨西哥人民對PRI長期以來的選舉舞弊累積的不滿與經濟危機爆發後對施政的不滿一起引爆開來,所要求的改革就是針對選舉的公平性和透明化。墨西哥鮮明的階級力量也在此時得到解放,階級間的競爭成為推動改革的主要力量。因此我將整個選舉法規的修改過程和主要的政黨互動作為介紹墨西哥轉型的焦點。
(1) 選舉制度的改革:
依墨西哥本土學者莫里納(Molinar Horcositas)將墨西哥選舉制度的分期
研究,1946年開放地方選舉後整個墨西哥的選舉才變得有意義,而在1976年以前的改革,都是針對封鎖其他勢力來改革,因此改革目的都是壓縮選舉空間,限制反對力量成長,確保PRI從選舉中輕鬆獲勝。真正朝向民主化、開放競爭的改革是在1977年以後。1977年的選舉改革(政治組織與選舉程序法)是總統Jose Lopez Portillo因應1974年的經濟危機所引發眾多社會問題後的一個改革部份。此次的改革是民主化的一個起步,開放墨西哥的政治舞臺,主要改革的內容有:?簡化政黨規定條件?允許政黨聯盟參加競選?黨派眾議員制改為比例代表眾議員制(增加選票與席次的等比例性)?媒體使用的開放?成立聯邦選委會,獨立處理選舉事務。(鄧中堅 1996;周昭芬 1995 pp.46-47)此次的改革使反對力量有空間組織起來,而增加選票與席次的等比例性更是有利於小黨。
    到了1986年,德拉馬德里總統(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1982-1988)再次修改政治組織與選舉程序法,保證各黨在選舉委員會中均有代表,並增加該委員會對選舉事務更獨立的仲裁能力。此外,也增加眾議院席次,但此次的修改規定小黨若低於1.5的得票率一次就取消登記資格,此舉則是增加了對小黨的要求。(鄧中堅 1996;周昭芬 1995 p.48)
    1988年上任的薩林納斯總統(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1988-1994)繼續了選舉透明化和制度改革的方針,1990年成立的聯邦選舉院提高聯邦選委會的地位,也將黨或政府隔絕出選舉事務之外,在公正性上是一大突破。1993年的修改則是在憲法內進行,這一年修改是針對憲法規定,幅度相當大,主要修改如下:
?參議院名額增加,並規定3/4席次由相對多數產生,1/4席次配給第一大反對
  黨,使反對黨增加成長的機會和空間。但此規定則較不利於第三政黨。
?廢除執政條款(此條款規定只要獲得35%以上選票的政黨可獲得50%+1席)
  因此PRI無法輕易獲得過半數的席次。
?新增憲法第41條,成立聯邦選舉法院,將仲裁最高權力獨力於參眾兩院之外, 
  完全不受黨派影響。
    1994年的總統大選前夕,PRI內部分歧嚴重,總統候選人克羅西歐與秘書長馬修竟然遭到刺殺,加上前一年發生的恰帕斯州農民暴動事件,使新的選舉修改將最高監督權交由全體人民共有,改革的主導權也交付人民。墨西哥的選舉制度就是在不斷修改中漸漸達到公平、公正、公開的目的,也逐漸喚回人民對選舉的信任,在民主化過程中有卓越貢獻。
(2) 主要政黨發展
墨西哥的階級非常鮮明,在選舉開放之後這股力量紛紛獨立起來,成為體
制內的反對勢力,也成為PRI主要競爭對象。現在介紹PRI與兩個主要反對黨的發展,透過這三個主要政黨來瞭解墨西哥的民主成長。
1. 國家行動黨(Pratido de Accion Nacional-PAN)
    PAN早在1939年就已經成立,當時PRI總統卡德那斯實施左傾政策,因此黨內右翼份子獨立出來組織政黨。PAN在墨西哥一向是商人與教會的代言人,支持者多在北部較富裕的州或大城市。因為PAN的訴求保守,偏袒中上階層,因此在改革選舉制度後他的動員能力依然有限。同時也反映了階級力量動員的徹底性,也就是說只有富商、中上階級等少數才會忠誠支持PAN。
2. 民主革命黨(Partido de la Revolucion Democratic-PRD)
    PRD是1986年分裂自PRI的左翼支持者,成立之初就聯合好幾個左翼政黨或團體組成全國民主陣線(FDN)並在1988年提出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PRD代表的是廣大的勞動階級,加上該黨走向務實,以競選為目的,因此支持者成長很快,1988年就已經拿下31.2%的得票率。PRD也因為成立初期領導人卡德那斯的高魅力,因此雖然成立之初氣勢頗盛,但之後難跳脫個人政黨的窠臼,是PRD現在努力改變的方向。
3. 制度革命黨(PRI)
    一直壟斷政治舞臺的PRI,在1977年之後不斷的修改選舉法規,希望重新獲得人民對其的信任與支持,雖然在得票率上因為選舉日漸公平而逐步下滑,但是其改革的決心已經獲得人民的支持。在1988年的總統大選上,PRI堅持不舞弊,不賄選,雖然結果是以50.7%的低得票率勝選,但是證明人民依舊對其保持信心和對改革的信任。之後在1994年兩大黨的夾殺下,PRI仍以48.7%勝出,贏得總統選舉,但是在墨西哥長期經濟危機無法獲得改善之下,加上政黨競爭漸入常軌,因此在1997年的國會選舉上PRI已經下滑到只剩34%的席次,雖然仍是相對多數,但在其他政黨結盟下淪為在野黨。2000年的總統大選,若PRI無法在經濟上的表現有所突破,恐怕也會丟失執政江山。我們以幾個表格來看主要政黨在墨西哥選舉改革前後的狀況,更能清楚發現民主化的發展情況。
表4-1  PRI與反對勢力得票消長圖:(1946-1991)
100
 80
 60
 40
 20
  0
1946 49  52  55  58  61  64  67  70  73  76  79  82  85  88  91
 

                   PRI得票率                 反對勢力總得票率
 

資料來源:周昭芬 1994碩士論文 淡江拉丁美洲研究所 p.20

表4-2  PRI餘各項選舉得票與百分比:(1961-1994)
年度 眾議院得票數(得票率) 參議院得票數(得票率) 總統得票數(得票率)
1961 6,168,755 (90.24%)  
1964 7,807,912 (87.75%) 7,837,364 (87.73%) 8,262,393 (87.69%)
1967 8,305,192 (83.86%)  
1970 11,115,557 (79.81%) 11,150,280 (80.29%) 11,708,065 (82.93%)
1973 10,512,728 (70.07%)  
1976 12,808,799 (79.84%) 13,406,825 (80.21%) 15,435,321 (86.37%)
1979 9,611,373 (69.74%)  
1982 14,301,988 (60.32%) 14,572,114 (64.99%) 16,145,254 (68.43%)
1985 11,588,230 (64.81%)  
1988 9,227,006 (49.26%) 9,210,819 (50.85%) 9,687,926 (50.74%)
1991 10,512,728 (61.42%)  
1994 17,175,210 (48.62%)         (45.84%) 17,333,931 (48.76%)
資料來源:鄧中堅 撰  墨西哥民主化的發展 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七期 1996 p.90
三、 結論
比較台灣與墨西哥民主轉型之過程可以發現兩國特殊的背景和轉型因素使
整個轉型過程大異其趣。台灣潛藏的矛盾在於省籍,當國民黨統治正當性在國際上出現危機時,強化內部正當性的方法就是藉本土化消彌省籍衝突。因此可以說台灣的民主轉型主軸是政治本土化,推動轉型力量是本土政治菁英,轉型步驟是逐步開放各階層選舉與制度上的改革,所代表的意義則是整體意識型態的務實與現狀的接受。
    而墨西哥長期以來的衝突點在於階級之間,但是因為選舉不公加上經濟危機所引發的民主化卻未能強調處理階級對立的問題,因此墨西哥即使在轉型末期,民主政治漸漸完成時,在1994年北部仍然發生恰帕斯州農民暴動。而一連串的經濟改革也未收其效。雖如此,不間斷的選舉制度改革仍然提供墨西哥一個政治民主化的良好基礎。相對於台灣,墨西哥的民主轉型其主軸是選舉的公平與透明化,推動的力量是階級間對立的力量,轉型的步驟是逐步完成公正選舉與健全選務機構,所代表的意義是政治參與的普遍與政治競爭的公平公正和公開。
 
 
 
 
 
 
 
 
 

第六章 民主鞏固了嗎?
    台灣與墨西哥分別於90年代中期完成了民主的價值追求,在制度與實施上均可以算是成功的民主轉型國家,接下來要討論的便是兩個國家的民主是否鞏固,或可不可能鞏固的問題。在第一章曾經提過Linz & Stepan兩人針對民主鞏固所做的討論,現在我們分別就這五個場域來檢視,討論台灣與墨西哥在民主鞏固方面的表現或是追求上的瓶頸。
一、 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一個民主鞏固的國家,表現出來的是一個活潑且自主性強的市民社會,在
國家以外的空間裡活動力量強大。台灣方面,近幾年我們看見的市民社會實在和解嚴前相差甚遠。民主轉型後的現在,社會中各項利益團體紛紛成立,在政治舞臺上也表現出他們的影響力,農民團體、學生組織、工人團體、各種職業工會的成立等,不但將台灣的社會帶向多元發展,也都實質上發揮一定影響。我們從越來越多的街頭抗爭運動發現,以前國民黨封閉而支配的市民社會,現在則是與三個政黨呈現平行結盟的關係,充分表現出民主鞏固所含藏的價值。
    至於墨西哥,從前就是一個階級力量強大的國家,在一黨威權時期,這股力量被PRI吸納在黨內,然而隨者選舉的開放,各個階級開始確立自己的群眾基礎,而市民社會在此時的表現更是活躍起來,資本家、工人、農民等階級開始在社會中組織起來並且發揮影響力,甚至和政黨結盟加入選戰,這是在以前PRI專政時所罕見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階級間的矛盾比台灣大得太多,因此在成員態度或行為上有時會脫離民主鞏固所需的要求,也就是會出現過於偏激的行為。1994年北部恰帕斯州發生的農民暴動就是一例。因此,如何在制度上建立健全的競爭規則讓每一個階級都能在制度下進行活動,有效化解過度的活動或衝突顯然是墨西哥所要努力的目標。
二、 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
民主鞏固時的政治社會,是指國家統治正當性透過制度化的競爭才能獲得,
這一點是民主轉型時兩個國家主要的轉變所在。不論是政黨體系的發展,選舉制度的改革或開放,立法與行政之間的表現等等,都在轉型後一一制度化也成功成為政治菁英所遵循的價值。更進一步的是,Linz & Stepan所擔心的互補性問題(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是否能夠互補而非相抵觸)在台灣與墨西哥透過政黨與社會間各利益團體的合作得到徹底的解答。兩個國家不但在政治社會上完成制度化的表現,也充分和市民社會相結合,達成民主鞏固所追求的目標。
三、 依法而治(rule of law)
法治體系的獨立與健全是民主鞏固的必要條件,在這一點兩個國家也都相
當符合。台灣在解嚴之後,憲法重新落實,各項法律成為政府施政的依據,也成為人民行動的準則。從前威權時代,法律是架子,統治核心是真正施政的憑據,因此各項人權沒有保障。台灣與墨西哥在民主轉型完成後,各項公民權充分實施,而且得到保障,加上司法單位的獨立運作,皆可看出兩個國家完成法治而非人治的價值。兩個國家的憲法都能落實,人民得到憲法保護,政府依據法規施政,都顯示出台灣與墨西哥在這個場域上的成熟。台灣的憲改雖然沒有完成,但是依照這個精神實施的憲改確是符合民主鞏固的要求。
四、 可用的官僚(useful bureaucracy)
之前所說的諸項價值都必須要有一個可用的官僚體系才能體現。國家透過
這一批官僚體系來完成之前所討論的目的。這一點在台灣與墨西哥而言顯然比較薄弱,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環節。兩個國家碰巧在官僚體系上出現比較薄弱的情況或許可以解讀成剛完成民主轉型的過渡時期。台灣與墨西哥在威權解體後,市民社會釋放出來的力量大過官僚體系維持社會秩序所需要的力量。因此公權力有時在個人自由主義過分表現下遭到抹殺。市民社會瞬間完成解放所釋放的力量十分強大,雖然與政治社會聯手將民主價值鞏固起來,但是過分的表現卻是反客為主的侵蝕國家官僚體系,也就是侵蝕公權力。究竟在自由主義與國家公權力之間怎樣達成一個平衡的狀態是兩個國家現在所共同關心的議題。
五、 經濟社會(economic society)
介於完全的市場經濟與指令經濟之間的經濟社會是民主鞏固所需要的經濟
環境。在台灣,早在威權時期時經濟就走資本主義路線,因此在轉型過程中和轉型完成後,經濟體質都相當健全。台灣的經濟發展和墨西哥在70年代同屬新興工業國家,在轉型前後的台灣,不但沒有摧毀經濟的基本架構和體質,反而提供更好、更安定的環境,因此經濟體系算是穩定發展之中。我們在1998年的東亞金融風暴中發現,台灣經濟體質經濟是屬於自由放任的競爭,因此在國際性風暴中政府只要稍加保護便可以穩定國內經濟。墨西哥在這一方面顯然不及台灣,從80年代的經濟危機之後,墨西哥政府嘗試多種政策企圖解決此一危機,但是不但沒能有效化解,反而激起人民要求的改革聲浪。過去墨西哥政府對經濟過度的干預,使經濟體質並不是很健全,在國際性能源危機和美洲金融風暴發生後就遭受嚴重打擊,雖然屢次要以加入國際性組織企圖化解危機,但本身的架構還沒成熟,因此沒能有效突破發展的瓶頸。
六、 結論
台灣與墨西哥在五個場域上的發展各有不同,雖然看來台灣的困境似乎
較小,但這不意味台灣的民主很容易進入鞏固的狀態。基本上,台灣的民主鞏固現在被兩個議題所困擾,一個是國家認同,一個是國際正當性。國家認同方面,Linz & Stepan 提出stateness的概念,這一點在台灣顯然還沒共識。如果基本的人民與領土的認同問題沒有辦法得到解決,國家發展將永遠存在不確定性,也勢必影響民主的發展或鞏固。相同的,國際問題困擾台灣已久,台灣與中共的關係更是影響國內政治發展深遠。1998年剛結束的柯江會談左右了國內未來的政治走向,由此可見,在國際認同尚未有效解決以前,台灣的政治發展仍然受其左右。至於墨西哥,現在的經濟危機還沒解決以前,民主都有可能因此崩潰,況且誠如之前所言,墨西哥社會中階級對立的力量相當龐大,選舉的開放是將這股力量解放,如何讓這些矛盾牽引到制度中解決顯然是民主存續的關鍵。
 

第七章 總結
    台灣與墨西哥的案例,在轉型前十分接近的統治狀態,在轉型後截然不同的政治發展。一方面如上一章所言,台灣有效將發展中危機(省籍矛盾)透過轉型來淡化,而墨西哥卻無法透過轉型來處理經濟危機。另一方面,台灣沒有像墨西哥一般高度的階級對立,而墨西哥無法有效將階級對立的力量在制度內化解,反而因選舉的開放提高了階級間對立的空間與力量。這兩項因素是透過以上的分析初步得到的結論。我們整個比較台灣與墨西哥在轉型前後各項的表現,整理出下面這個表格作為總結。

表6-1 台灣與墨西哥的歸納比較
 台灣 墨西哥
威權時期執政黨 國民黨 制度革命黨(PRI)
執政時期 1949至今(1997年地方縣市執政數未過半) 1929至今(1997年國會淪為在野)
威權時期制度控制 戒嚴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選舉法規
非制度控制 依持主義透過派系支配社會 依持主義透過鄉紳(宗親)勢力支配社會
對市民社會的控制 脫動員化凍結多元發展 吸納階級力量進入黨內,化解社會動員力。
民主化原因 國際正當性喪失 經濟危機
民主化互動力量 執政當局與本省菁英 執政當局與階級力量
民主化主軸 政治本土化 選舉公開、公正化
主要過程 ?解嚴?開放黨禁?開放各階層選舉?憲政改革 ?黨內革新?初步開放選舉?選舉獨立與制度化?加強社會福利與自由化
主要反對力量 民進黨(省籍矛盾) 國家行動黨(PAN)民主革命黨(PRD)(階級衝突)
市民社會 封閉    開放、自主、多元 被吸納       釋放
政治社會 封閉    開放、制度化 封閉       開放、制度化
法治狀況 司法完成獨立與逐步自由化 司法完成獨立與逐步自由化
官僚體系 公權力問題浮現 階級力量大過公權力
經濟社會 體制健全,發展穩定 危機中,影響政局嚴重
影響政治發展的變數 ?國家認同危機(統獨)?國際正當性問題 ?階級對立尚未化解?經濟危機尚未化解
資料來源:學生自行整理

? 參考書目
一、 中文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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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  琪 著 墨西哥革命建制黨之研究 淡江拉美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1年台北
二、 英文部份
* J.Linz & A.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1996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O’Donnell & P.Schmitter 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1986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oward J.Wiarda & Harvey F.Kline Mexico in the 1980s 1985 Westview Press 
中文依作者姓氏筆劃,英文依名字首字字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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